第十三回 烟蒂也须天时地利 控制投资兑现价值

返回首页 永远好奇的唐朝 唐书房 2020-04-12 20:20:00 👍赞 (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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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当下单 京东下单

巴菲特这个阶段怎么赚钱?答案没什么新意,就是彻底复制格雷厄姆。手法一共三大类:套利类、低估类和控制类。

套利和分散买入低估烟蒂,在前文有关格雷厄姆和施洛斯的部分,已有详细介绍。巴菲特基本就是照猫画虎、耐心捡钱。

和施洛斯不同的是,出于个性的原因,当买入的烟蒂死活不涨时,巴菲特本人更倾向于学老师的北方输油管案例,持续买入并最终推动价值实现。

捡烟蒂也须天时地利

当然,此时他可以去推动的,主要是依照自己管理的资金总额衡量,有把握进入董事会甚至成为控股股东的小市值企业。

这种情况下,巴菲特相当于给自己的捡烟蒂行为,又加了一重保险。

公司市值小,市值低于净营运资产的三分之二,买入后上涨就卖出赚钱。

买入后下跌,就继续买入直至进入董事会甚至控股,然后推动公司实施分红、回购或分拆。

这样的策略下,完全想不出来如何才能亏损。

大概唯一潜在的风险,就是企业报表造假,尤其是营运资产造假,比如类似某A股公司虚构299亿元银行存款那种。

面对这个风险点,巴菲特曾深入学习的财务报表分析知识,当然是保命防身的必备要素。

但由于那时的财务信息披露相对简单,财务分析能力并不是巴菲特防假的核心法宝,更重要的反而是以下三点:

第一是广泛存在的宗教信仰和相对固定的社交与商业活动范围,对于企业管理者具备一定的道德约束力。

第二是美国的法治传统。由于资料限制,很难找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股份公司造假的判例。

但我们可以通过21世纪初世界能源巨头安然造假的结局,感受美国法律对造假的威慑力。

2001年,世界最大的能源巨头美国安然公司爆出造假丑闻。该公司从1997年到2001年间累计虚报净利润近6亿美元,同时隐瞒约130亿美元债务。

最终的结果:

安然破产退市,两万多名员工失业,失业保险金丧失殆尽;

公司CEO被判有期徒刑24年并罚款4500万美元,数十名相关人员被判有期徒刑并缴纳高额罚款;

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,被判妨碍司法公正,宣布破产,直接责任人终身禁入,“五大”从此成“四大”;

造假事件涉及的花旗集团、摩根大通、美洲银行三大顶级投行被判有罪,分别向受害者支付赔偿金20亿、22亿和6900万美元;

安然股票的投资者累计获赔71.4亿美元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安然事件后美国通过新的《公众公司会计改革与投资者保护法》(又称《萨班斯法案》),进一步加强对财务造假的处罚。

法案规定:公司CEO必须对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宣誓;编制虚假财务报告,最高处500万美元罚款或20年监禁;篡改文件最高处20年监禁;对举报造假人实施打击报复的,最高处10年监禁。

美国证监会还设立了对财务欺诈行为的举报奖,举报者可获得最终罚款金额的10%~30%。

这可不是空头支票,美国证监会至今已经向数十名举报者发放了数亿美元奖金。

最大一笔是2018年3月美林证券三名内部员工举报公司挪用客户资金案。

最终美林证券被罚款4.15亿美元,三名举报者合计获得8300万美元的巨额奖金。

举报造假比参与造假获利更大,而且还合法,这对往往需要多人配合才能完成的公司财务造假行为,绝对是釜底抽薪。

虽然五六十年代的法律环境还没这么严格和完善,但由于巴菲特所选目标都是一些非常冷门、不被重视的小企业,

属于既没有融资需求,也没打算吸引市场注意的类型,企业本身不具备造假的主观动机,也没有足够的利益驱动管理层造假。

这或许是第三点重要原因。

考虑到以上三点,格雷厄姆和巴菲特的控制类投资,才算是形成了完整的逻辑闭环。

买入后上涨,卖出获利;买入后不涨,就买成大股东,推动分红、回购或分拆获利;如果过程中发现财报数据有假,则提起对董事及高管的个人诉讼索赔。

由此可见,格雷厄姆及其追随者长期在烟蒂股上保持优良战绩,既与大萧条后普遍存在的对股票的恐惧和厌恶心理有关,也与格雷厄姆清晰的投资体系及后手准备有关。

而这个后手准备又和美国的法治环境息息相关。

这一点,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是否具备,是投资者学习烟蒂股投资之前,需要认真思考的。

控制类投资的经典案例

低估类烟蒂就是枯燥的统计学,没什么值得深入探讨的。
控制类投资倒是可以观摩两个经典案例,学习巴菲特如何界定低估,如何量化计算烟蒂股价值,如何推动价值实现。
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投资依然大有裨益。
感谢巴菲特有每年写致股东信的习惯,这两个案例有故事、有数据、有思想、有工具,其中涉及的估值方法,今天依然可以直接套用。
第一个案例:桑伯恩地图公司。
时间:1958年。
状况:桑伯恩公司总股本10.5万股,每股股价从1938年顶峰110美元,持续下滑到1958年的45元,跌幅约60%。
期间道琼斯指数大涨,从120点上涨到550点。
桑伯恩公司由测量师D.A.桑伯恩于1876年创立,其主要业务是出版并持续修订美国城市的超精细地图,主要客户是约30家保险公司。
保险公司需要利用这些地图及地图内建筑物的构造细节,譬如地下水管的直径、消防栓的位置、房屋所用材料等,估算火灾发生概率及发生后的潜在损失,以便给对应的火灾保险产品定价。
除此之外,公司还为政府机构和企业提供服务。
例如,为政府建立社区避难场所提供环境资料,为城市规划部门提供辅助资料,为自来水公司编制和起草自来水输送管道图,为军队施工提供环境资料,提供房屋建筑资料给抵押贷款公司等。
地图的首次测绘非常花费人力,不仅需要街区地图及区内建筑物细节,同时还要包括地下自来水管的走向直径,建筑物的电梯井、窗户分布及建筑材料,区内分布的工业设施,等等。
但测绘一旦完成,可以同时卖给多家客户,并不增加什么成本。
这和现代的软件研发类似,研发费用很高,但边际成本很低。
出于地图更新的需要,客户每年都会交纳订阅费,以保证收到地图的更新资料。
更新所需人力较少,只需关注区内少量变化,及时打补丁即可。
由于这种产品特点,一旦桑伯恩公司完成某个城市的地图测绘,就不会再有第二个竞争者出现了。
毕竟老客户不会买第二份地图资料,而桑伯恩超低的边际成本,也封住了竞争者进入的道路。
所以桑伯恩公司在长达70多年的时间,一直具备某种程度的区域垄断性质。
20世纪50年代,有一种现有资料语焉不详的新手段出现,并被保险公司大量运用。
大致的意思是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建筑的财务资料(例如建筑结构成本)建立某种模型来估算概率和损失。
这项新技术导致桑伯恩公司的地图服务,就像面对数码技术的柯达胶卷,不可阻挡地走向衰落。
公司1950年的净利润有68万美元,但到1958年净利润仅30万美元,而且只有10万美元净利润来自地图主业,其他20万美元来自公司早期买进的股票和债券。
这幸亏是因为公司业务不太需要投入新的资本,所以从30年代起,公司就将大量资金用于投资,累计投出大约260万美元,其中债券股票各约一半。
30年代到50年代,道琼斯指数从120点左右上涨到550点左右,所以公司持有的债券和股票,1958年市值已经达到约700万美元。
巴菲特1958年发现桑伯恩公司时,股价约45美元。
总股本10.5万股,分散在约1600名股东手中,总市值约473万美元,过去5年股价在36和75美元之间波动。
财报显示,公司资产负债表里以成本价记录的债券和股票,账面价值约260万美元。
但按照报表附注数据,这些证券1958年市值697万美元(1959年市值涨至735万美元),这意味着以大约130万美元成本记录在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股票,1958年底市值已经涨到约567万美元(697-130)。
巴菲特还观察到,尽管公司的主营业务正在走向衰落,但由于边际成本非常低这个特点,公司每年依然可以创造少量利润。
例如1958年,地图主业就产生了10万美元净利润。公司多年积累的数据和资料,对于保险行业依然有价值。
如果完全重建这些数据,至少要花费上千万美元。据此可以确定公司主业会逐步走向凋零,但不会突然死亡。
引起巴菲特窥探兴趣的,除了低估之外,还有董事会的结构。
公司95%以上的收入,来自长期合作的30家保险公司。
早期,保险公司为了防止桑伯恩定价太狠,要求安排董事监督公司运营。
这样的历史原因,导致公司董事会14名董事里,有9名董事来自保险公司。这9人合计仅持有公司股份46股,却拥有董事会9/14的表决权。
他们的关注点,是桑伯恩公司是否尽责为保险公司提供最新最准的信息服务,至于桑伯恩公司小股东的利益,基本不在他们考虑范围。
毕竟在他们看来,公司每年有盈利有分红,对小股东已经很有良心了。
另外的5名董事,有一名银行家和一名律师,各持10股,这大致是董事会的中立票。
两位公司高管,合计持有300股。两位高管认为企业还可以依托地图业务向更多方面发展,但受限于董事会的不思进取,无法行动。
最后一名董事是已故总裁的儿子,他母亲持有1.5万股。
已故总裁的儿子也对现状不满,向董事会提出申请要求担任总裁,但被董事会拒绝了。
巴菲特经过研究认为:①公司价值低估;②只要通过将投资组合变现就足以实现价值;③持有足够改组董事会的股票,就可以实现②。
经过接触,已故总裁的遗孀同意将1.5万股卖给巴菲特,同时巴菲特还了解到另外两名分别持有1万股和0.8万股的股东,也有推动价值实现的意愿。
于是巴菲特陆续买入合计约2.4万股,投入资金占巴菲特基金规模的35%左右。
同时,联合两位持股量较大的股东,并邀请施洛斯、纳普、布朗等多人一起买入——不是白送获利机会,巴菲特要求从施洛斯等人在桑伯恩项目上赚到的利润里分成。
最终,巴菲特掌控了足够的投票权,成为公司董事,并在董事会上提议将地图业务和投资业务分拆。
对于这种减少董事会控制资产规模的馊主意,董事会其他成员当然想尽办法阻碍其达成。
巴菲特如果学习格雷厄姆在北方输油管公司的方法,征求小股东投票权,要求改组董事会,就会对其他董事的董事地位形成威胁。
不过,由于巴菲特认为当时桑伯恩公司持有的股票,市场估值已经很高,担心等董事会斗争结束,可能已经错过最佳卖出时间,造成双输。
此时巴菲特和董事会之间,犹如谚语所言,是麻秆儿打狼——两头害怕,于是也就有了相互妥协的可能。
巴菲特复制可可豆公司杰伊设计的避税方案,与董事会其他成员达成妥协方案:公司保留地图主业和约125万美元的债券投资,退出股票投资业务。
然后以公司持有的约600万美元市值的股票,回购并注销了合计约7.5万股股票,在使退出股东获得满意回报的同时,也提升了剩余股东对公司的控股比例,以及每股盈利和股价。
留下的桑伯恩地图公司主体,持续经营到2011年,然后被英国一家媒体公司收购,再后来卖给了公司管理层。
今天该公司的主要业务,包括地理空间数据可视化技术、三维地图、空中摄影、现场数据采集、与雨水有关的软件服务、森林库存管理以及野外火灾风险评估等,基本实现了管理层的规划:依托地图业务多方面发展。
从这个案例中,我们可以发现,要想主动推动烟蒂股实现价值,并不是只要便宜就行,同时也需要其他条件。
桑伯恩公司除了具备显而易见的便宜之外,还具备至少三个辅助条件:
①主业虽然在衰退,但依然具有造血功能,不仅不会消耗公司现有现金,反而可以持续创造少量现金;
②主业有改善的可能;
③具备买到足够数量股票的可能。
这种情况下,巴菲特才决心加大投入去推动价值实现。
这些条件是针对桑伯恩地图个案的要求,还是巴菲特操作烟蒂股的既定规则?
我们可以再看一个烟蒂:邓普斯特农具机械公司。
巴菲特之所以与桑伯恩公司董事会达成妥协,部分原因也是急着兑现利润去收购邓普斯特。
正是邓普斯特案例,在巴菲特心中埋下了对烟蒂模式的抗拒火种,推动了巴菲特向以费雪、芒格为代表的投资道路转型。
这是怎么回事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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