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8年是巴菲特第二次挖苦蔡至勇亏钱，上一次在1962年，只是那次没有直接点出姓名。上半年那些所谓的成长型基金受到了更为严重的打击。几乎无一例外，这些基金的下跌幅度都超过了道琼斯指数跌幅。
虽然过去几年，三只最大的“成长型”基金（现在看来，名称上加引号是非常合适的）富达资本基金、普南成长基金、惠灵顿权益基金取得了非常好的业绩，但今年上半年它们平均亏损32.3%。
只是由于在1959—1961年的突出表现，它们至今的总体业绩才好于平均水平。当然，或许它们未来还会超越平均水平。
讽刺的是，正是这些基金早期的优异业绩，吸引了大量新投资者加入。因此只有早期少数的投资者，享受了前几年的美妙时光，而大部分投资者都承受了今年的沉重打击。
这一实例进一步证实了我的观点:要恰当地衡量投资业绩,必须经历一个完整的市场周期（包括一个牛市和一个熊市）。大家现在或许比6个月前更能理解这一点。
拿共同基金与巴菲特合伙基金进行比较，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投资方式或者投资组合与它们相似，而是因为这些共同基金反映了掌管着大约200亿美元的专业高薪投资管理人士的平均水准。
这段话里所嘲笑的“富达资本基金”，管理人就是杰拉德·蔡——蔡至勇，当时在华尔街的名气如日中天，手中管理着大约5亿美元。蔡至勇红到什么程度呢？当时金融圈里一般直接用“中国佬”代指蔡至勇，因为整个华尔街呼风唤雨的亚洲面孔，独此一张。大量读者对这位金融天才的好奇心，曾导致《纽约时报》派狗仔队对他实施全天跟踪，记录和报道他的日常生活。蔡至勇的父亲早年就读于美国密歇根大学，毕业后进入福特汽车公司做推销员。因为业绩出色，逐步提升，最后被派回上海做福特在华总代理。1929年3月10日，蔡至勇出生于上海。小时候蔡至勇家条件很好，属于有仆人、有汽车、有司机的典型“买办”家庭。他妈妈是位精明的上海妇女，股票、房产、金条、棉花……各种投机活动都有参与，而且据说收获不错。蔡至勇从小就经常暗自替妈妈祈祷，因为妈妈赚钱后会很大方地发零花钱。在这种环境下，蔡至勇11岁就学会了炒外汇。蔡至勇在上海生活到1947年，然后到美国读书。1949年，蔡家举家迁往美国。蔡至勇在波士顿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，硕士论文题目是《上海的经济发展》。蔡至勇毕业后进入一家纺织厂工作。工作期间，他发现自己非常喜欢股市投资。他说：“我喜欢股市。在股市，我感觉作为外国人没有竞争劣势，但在其他地方可能有。如果你以40美元购买通用汽车的股票，而它涨到50美元，不管你是中国人、韩国人还是佛教徒都不会有什么不同。”所以蔡至勇只在纺织厂工作了约一年，就想方设法进入华尔街一家证券公司工作。那时的华尔街交易清淡、收入低微，对大部分年轻人都没有吸引力。比如巴菲特毕业时，老师和父亲都希望他到类似宝洁这样的大企业去找份稳定的工作。大约一年后，蔡至勇跳槽到富达基金公司，任证券研究员，开启了自己的传奇之旅。
携手富达基金，开启传奇之旅
富达基金公司和巴菲特同龄，成立于大崩溃的1930年。由于成立后就遭遇大萧条，所以富达基金总体风格偏保守，主要侧重于分散购买高分红股票，获取相对稳定的回报。直到爱德华·约翰逊1945年接任富达基金总裁后，情况才有所改变。当时富达基金管理规模仅300万美元，和格雷厄姆-纽曼基金规模大致相当，但富达基金是共同基金（类似我国的公募基金），主要收入是管理费（管理资金规模×管理费比例），不是盈利分成。所以富达基金300万美元规模，年收入仅5万美元左右，和格雷厄姆相比可差远了。约翰逊大胆抛弃了富达基金侧重安全性的标签，致力于吸引愿意为高收益承担风险的客户。蔡至勇也是被约翰逊这种定位吸引，才来这家当时的小基金，应聘周薪50美元的研究员工作。谁能想到富达基金公司未来会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基金公司呢！蔡至勇敏锐地发现，目前大部分投资者注重分红，是因为他们经历过大萧条的恐怖记忆。他们不敢确定股票在未来可以高价卖出去，甚至连是否能卖出去也不敢确定。在他们心中，只有年复一年稳定分红，才是唯一值得信赖的。所以，这些投资者偏爱追捧类似美国电报电话这种看上去像债券的股票——美国电报电话公司（简称“AT＆T”）从1922年一直到1958年，每年都支付9美元/股的股息。还有一类投资者思考略深入。他们的关注点不在于分红，而在资产的清算价值。只要一家公司保守估算出来的清算价值远高于市值，他们就敢下手。这些投资者不关注企业未来的盈利，他们只看最坏情况会不会亏钱，比如格雷厄姆及其弟子们。在蔡至勇看来，这些人依然属于被大萧条吓破胆的类型。蔡至勇认为，这两类投资者都没有发现，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日趋繁荣。美国制造了全世界一半的工业品，完成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外贸，拥有全球四分之三的黄金储备。美国拥有强大的陆海空军，拥有极具威慑力的原子弹。美国是世界科技的中心，科技进步层出不穷，直接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发明一个又一个地诞生，比如洗衣烘干一体机、汽车自动变速箱、中央吸尘器、按键式电话、立体声收音机、电热毯、电动地板抛光机、电动卷笔刀、电动开罐器、电动地板打蜡机、带空调的公交车……这些东西逐步成为中产阶级的标配，而分期付款的制度创新，成为帮助他们拥有幸福生活的底气。20世纪20年代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59%，导致咆哮的20年代大牛市。蔡至勇认为现阶段美国经济的发展势头，和20年代很像，它也将推动美国股市走出完全不同于大萧条的行情。这个期间，投资股市是稳赚不赔的事情。他认为基金应该定位于选择有巨大增长潜力的股票，利用人们对新产品、新发明的憧憬和追捧，集中力量短线进出，以最大化获利吸引那些对风险要求低、对回报要求高的客户资金。蔡至勇认为，一味规避风险对于基金公司和客户都没好处。风险只有在成为事实时才会造成损失，在这之前看不见摸不着。投资者不会因为基金经理号称规避了风险而付费。相反，当基金经理帮助客户实现高回报时，客户不会看见背后承担的某些并没有实际发生的风险。新资金只会因为高回报而大量涌入，愉快而大方地支付管理费。这种观点得到富达基金老板约翰逊及其儿子内德·约翰逊的高度认同。蔡至勇没有看错，1952至1956年美国人均收入虽然只增加了21%，但分期付款信贷增长了63%，某些行业的增速还要更高，比如汽车行业增速是100%。新一代美国人正摒弃老一辈的节俭传统，他们更愿意抵押未来，交换立刻享受的权利。这种情况下，企业盈利增长迅猛，体现在股市上就是从1952年250点起步的10年3倍大牛市。美国市场共同基金管理资金总额，从1940年的不到5亿美元，膨胀到1960年的170亿美元，再到1969年的500亿美元。乘这股浪潮，蔡至勇在1958年发行了自己的基金——富达资本基金。他预言道琼斯指数将在1965年底突破1000点。他错了，但偏差很小。道琼斯指数在1966年2月9日上午达到1001.11点，并在千点之上待了好几分钟。不过蔡至勇绝对没有想到，这是整个60年代的10年里，道琼斯指数在千点之上仅有的几分钟。蔡至勇将募集的资金，砸进几只当时被普遍认为过于投机和冒险，不适合基金投资的股票上，比如利顿工业、宝丽来、施乐等，然后采用大笔买卖、快进快出、波段炒作的趋势投资法操作。开始，他只是寻找市场热点，跟踪股票趋势。后来慢慢出名了，只要有消息说他买了什么行业或什么股票，市场上就会出现追随者，蔡至勇逐步成为趋势的创造者。据说蔡至勇擅长图表分析，能够敏锐地发现和跟踪趋势的变化，并及早介入。人们经常惊奇地发现，蔡至勇仿佛能够未卜先知（他的东方面孔强化了西方人的猜测），他总是在股价刚刚抬头时大量买进，并在即将下跌时率先抛出。他买卖量大而且果敢，每年的换手率都超过100%。按照蔡至勇和约翰逊父子共同认可的观点，买卖股票不是结婚，甚至连试婚也不是，它只能算私通甚至是一夜情。为此，后来被称为“伟大的趋势投资大师”、著有《笑傲股市》一书的威廉·欧奈尔，曾带着自己的书去求教过蔡至勇。当时蔡至勇是著名基金经理，欧奈尔是刚出道的新人，求教之说应该属实。今天市场流行的图表分析技法，大部分来自欧奈尔。但请注意，欧奈尔虽然以趋势投资大师闻名，但他本人并没有任何可信的投资记录。早期欧奈尔做过券商分析员，1963年33岁的欧奈尔放弃分析员工作，创办了投资顾问公司，签下的第一个客户就是蔡至勇。欧奈尔公司的主要业务，是向投资者售卖股市信息和资料。比较出名的是《每日股价图》和《投资者商业日报》。在蔡至勇的管理下，富达资本1959年、1960年、1961年的投资收益率都超过了50%，同期道琼斯指数涨幅为20%、-6.2%、22.4%，巴菲特同期的投资业绩分别为25.9%、22.8%、45.9%。正如巴菲特所嘲讽的，1962年上半年富达资本不但没有延续年收益率50%的辉煌，反而出现大额亏损。但是蔡至勇在亏损之后继续重注买入，并成功搭上股市强劲反弹的东风，到年底继续延续年收益率超50%的神话，狠狠回报了巴菲特一个耳光——虽然那时的蔡至勇并不认识巴菲特这种小角色。1963年到1965年蔡至勇神话延续，成为华尔街的传奇，成为广泛传颂的“来自东方的金融魔术师”。只要是杰拉德·蔡染指的股票，立刻就能获得追捧。“杰里·蔡正在买入！”的呼喊声，让华尔街的老人们很容易想起曾经的“杰西·利弗莫尔正在买入！”的呼喊声，那是已经尘封的传奇（杰里是杰拉德的昵称）蔡至勇开始具备某种自我实现的能力，股票上涨和蔡至勇买入之间互为动力。他看中的股票一般都能迅速飙升，他抛弃的股票一般都会迅速下跌。他的买入或卖出行为，甚至能让一家公司在几小时内，发生数以亿计的市值变动。到1965年，蔡至勇管理资金的规模突破10亿美元，整个富达基金公司管理资产规模上升到40亿美元，成为全美国最大的基金公司。1965年底，巴菲特管理资金总额约3700万美元。蔡至勇的基金当时有多吸引人？他的晚辈彼得·林奇在《战胜华尔街》一书里这样描述：连我的母亲，一个只有少量积蓄的寡妇，也被这阵基金狂热影响，在一个晚上做兼职基金推销员的学校教师劝说下，购买了富达资本基金。
让她感兴趣的是，这只基金是一位中国人管理的，她相信东方人的头脑非常聪明。
这位中国人就是杰拉德·蔡，他和管理富达趋势基金的内德·约翰逊，并称那个时代基金经理中的绝代双骄。
彼得·林奇生于1944年，1969年入职富达基金公司。蔡至勇在1963年已经是富达基金公司二把手，仅次于掌舵人老约翰逊，并持有富达基金公司20%的股权。内德·约翰逊的富达趋势基金和杰拉德·蔡的富达资本基金，业绩始终远远超过竞争对手，成为1958年至1965年期间基金业一致敬仰的佼佼者。
前辈们给予的培训和支持，让我似乎能够理解牛顿那句名言的真正含义‘我看得更远，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’。
当时的蔡至勇，期待自己能够接老约翰逊的班，成为富达基金公司新的掌舵人。然而，既生瑜何生亮，老约翰逊的儿子内德·约翰逊同样优秀，他于1961年发行和掌控的富达趋势基金，收益率始终和蔡至勇不相上下，甚至偶尔还比蔡至勇更胜一筹，比如1965年。1965年，老约翰逊计划退休并明确表示希望内德接班。蔡至勇急流勇退，将富达基金20%股权以220万美元价格卖出，然后离职筹建自己的基金公司。凭借辉煌的收益记录和“神秘中国佬”的号召力，蔡至勇很容易就募集到一大笔资金，成立了完全由自己掌控的曼哈顿基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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